明朝末年，李自成带领起义军而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最终成功攻陷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然而，他却在短暂的掌权后迅速衰败，而遭受惨败的原因众说纷纭。从领导能力的欠缺到内部纷争的不断蔓延，这一过程中的挑战使李自成久经战乱的身体极度疲惫，并最终导致其梦想化为泡影。在逐一探讨之前，我们将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并试图寻找答案。

公元1644年山海关大战之后，李自成败退。在京师仓促登基后一退再退，最终死于地主武装之手。从1644年正月建立政权，到1645年五月身死，李自成的“顺”政权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一个王朝从兴起到灭亡的全部过程，其败亡之迅速让人叹息。这个政权，建立之初几乎获得了长江以北所有人的看好与支持，却在山海关大战之后被所有投降加入的人所抛弃。

李自成进京

应当说明的是，李自成的失败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利造成的，他在政治上也存在非常明显的短视现象。这里举一个例子，李自成自从1644年三月十九日进京，到四月十三日日离开京师前往山海关，他的军队在京师所做的一切诸如“拷掠”、“索饷”，都不是一个统治汉族地主阶级的王朝所应该大力去做的事。

李自成的山海关之败，是因为他对关外的女真人严重估计不足。同时，李自成麾下统治地方的大多都是原明朝的官吏，当他们看到曾经不可一世的顺军在清军的面前一败涂地毫无还手之力时，二次投降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多米诺骨牌引发了连锁反应。政治上短视的直观表现就是在战略上的一系列失误，这才是李自成的政权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败亡的直接原因。

归根到底，在乱世里，枪杆子里面才出政权。

然而，在1644年之初的李自成，并不是一个对关外女真人的危险视而不见的人。由于李自成败的太快，再加上后面清廷又人为的消除李自成政权的影响，导致现在我们很难获得第一手的对顺政权的资料，只能从现有史料中分析。

本文，就详细解读李自成在1644年初的局势，并通过现有的一些史料分析李自成的战略失误以及这些失误对他和大顺军的最终影响。

1644年初的李自成局势详读

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随即开始正式的以消灭明朝为目的的东进。按照记载，顺军从二月初二渡过黄河，攻下汾州、阳城、蒲州，二月初三攻克怀庆，初五攻克太原，之后休整五日，十六日即攻克忻州。

从上面的时间可以看出，李自成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一座座的城池与其说是被攻克的，不如说是被他接收的，这也说明了明朝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人心，所有人都盼望着新主，迎接一个新政权。

二月十七日李自成到代州城下，守城将领周遇吉顽强抵抗，随后退往宁武关，至三月初一攻克宁武关。这一仗打的异常惨烈，许多顺军将士受伤严重。

后贼陷京师，多有手足创者，皆经战宁武者也。

当天李自成下令屠城。随后继续东进，到三月十八日的时候，实际已经突破了北京的外城，进入到如今复兴门一代了。

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将刘宗敏进入北京内城，午后李自成由德胜门进入北京，绕行至皇城南门，从承天门、午门进入皇宫。而崇祯皇帝在乾清宫敲响了上朝的钟声，却不见有人前来。崇祯皇帝由玄武门离开皇宫，在景山留下遗书后上吊身亡。按照正统的观点，传承了276年的明王朝灭亡。

1644年四月的三足鼎立

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在大多数人的认识里，他的军队迅速腐败退化，导致其后的山海关之战一败涂地。然而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李自成进入北京是1644年的三月十九日，到四月十日左右得知吴三桂叛变，四月十三日即出征平叛，全部时间还不到一个月。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从来没有在短短20多天的时间里一个政权就退化得文恬武嬉的。因此我认为，李自成的军队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还是保持了相当的战斗力的。

但是李自成的大规模“追饷”却是造成他治下不稳的局面。史载北京开始出现“追饷”行为是在三月二十七日，至于起因，有多种说法，流传最广的则是顺军士兵和明朝投降官僚因为矛盾而引发的冲突。但是，我要说的是，李自成的“追饷”是必然的行为，因为他没有钱去养兵。

按照清朝的地方县志记载，从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府建立政权开始，到1644年六月退兵西安为止，顺政权没有税银，这也符合民谣中的“闯王来了不纳粮的说法，这里举一个例子：

夏四月，逆闯伪令搜罗邑绅子弟蠲赀助饷，各五百金，勒限追比

——《阳信县志》

随李自成进京的部队大概有20万人，其中包括他的老营兵马5万和沿途收降的明朝兵马和几乎名存实亡的明京师三大营。从中可以看出什么？那就是投降的人数远超自己实际掌握的老营兵马。这么多人吃穿用度都需要花钱，而一个政权如果不收税，那么就没有钱去养兵。这个浅显的道理李自成的解决方案是“吃大户”，在地方时抢劫王府，到了北京就抢劫皇宫。然而实际上崇祯皇帝的内库也没有钱，他这才不得不向民间去要银钱。

崇祯皇帝

在1644年三月初，李自成曾向明朝的官兵说崇祯皇帝“君非甚暗”，这几乎就是明着说希望他们都别投降自己了，继续为皇帝尽忠，因为他快养不起了。而到了三月十八日，破城就在眼前时，他居然找崇祯皇帝议和——

“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谒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

而崇祯皇帝颇为意动，这是他的最后机会。但审时度势了一番之后发现一个大问题，就是“赏军百万”的这笔钱。双方都是掏心窝子的大实话了，“我投降你，你给我点钱。”“我真的没钱！”

等到李自成抄了崇祯皇帝的内库，发现确实是没钱，而向民间“追饷”的结果就是让原本对新政权充满期待的汉族地主阶层开始对它心生反感。对比一下后世，几个月后当多尔衮进京，酬志满怀的多尔衮下令让汉人迁出内城，并要求剃发，引发了剧烈的阶级矛盾，大败了李自成的多尔衮尚且不能压制，何况这个时候的李自成呢？

四月十日，传来吴三桂和高第叛变的消息，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刘宗敏带着吴襄（吴三桂的父亲）和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率领近10万人出征，而山海关那边吴三桂和高第的兵马是5万，清军则是发动全国，征集所有70岁以下、10岁以上的男子参军，其全部实力是。。。10万。

《清世祖实录》记载李自成的兵马有20万，但我认为这个数字夸大了，他不可能不在北京留下相当的守卫而倾巢出动。至于清军的全部实力，见雍正皇帝的《大义觉迷录》：

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师时，兵亦不过十万。

至于发动全国的出处是：

顷日九王（指多尔衮）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

关于吴三桂的反叛的原因，不是本文详细要考据的，就不细说了。我这里直接说观点，不是因为陈圆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是浪漫主义色彩的演义，说他是因为这一点而叛变的话则是对历史人物的侮辱。

吴三桂是一个野心家，和同时期的刘泽清、左良玉一样，乱世中想的是自己的地盘和权力，李自成没有给他他想要的东西，而清廷那边的价码足够高，他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历史记载多尔衮出兵的时机把握的非常好，正在李自成即将歼灭吴三桂的兵马的一瞬间，清军突然杀出，李自成对此毫无防备，顺军已经激战了一夜，被生力军冲杀，阵型登时大乱，刘宗敏负伤。李自成见局势已不可为，下令撤军，在永平府杀吴襄，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杀掉吴家三十四口。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烺在混乱中走失，后来引发南明的太子案。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草草登基，随即退出北京，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山海关大战图示

解读李自成的一系列战略失误

当我们看到李自成在1644年年初的整个局势流程之后，有两个问题需要解答：

第一， 李自成为什么不打江南而直接进攻北京？

第二， 李自成究竟认识到关外女真人的威胁了吗？

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合二为一，从中可以看出李自成在进京之前的战略安排失误。

应当说明的是，按照李自成的一些行军规划和路线分析，我认为他在1644年一开始的时候是想从湖广下江南，占据南方最富庶的地区，然后慢慢困死明朝的。

1643年年底李自成离开襄阳府后，在那里留下白旺的7万人马，这相当于是他老营的一半。1644年西安登基后他渡过黄河，在宁武关遇挫，这是影响整个局势的关键。

宁武关一仗李自成打的非常憋屈，损失的人马过万，他都要屠城泄愤。李自成认为如果沿途各个城市都如周遇吉一样抵抗，那么自身的损失会伤筋动骨，与其这样，不如南下进入河南，然后和白旺会师，当时镇守湖广的是他的手下败将左良玉，如果用顺军主力击溃左良玉，就可以沿江而下占据南京，整个江南就掌控住了。

而在此时也确实传来了左良玉有异动的消息。闻讯后李自成命袁宗第带领老营的五大野战主力之一前去和白旺会和，也就是说，一下子拉走了五分之一的嫡系部队。

按照正常的逻辑，面对手下败将，白旺的7万人马完全可以以疑兵的姿态来威慑左良玉，甚至可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用游击战把他们困住。事之反常即为妖，李自成此刻派出了五分之一的部队，只能理解成他想南下，先派袁宗第当先锋，随后他亲帅主力部队再前进。

明末画家周鼎的《左良玉出师图》

当然，如果事情按这样发展，那么未来肯定没有南明了，就是顺政权自己和清廷，也会改变所有的走向。

但是问题出在三月初一那天晚上，大同总兵姜瓖和宣府总兵王承胤派人送来的降表。他们投降了。这样从宁武关到居庸关，沿途一下子空了。这个意外完全打乱了李自成的战略安排，他顾不上命袁宗第返回，而是急匆匆的连夜进军去接收姜瓖和王承胤的兵马，这样客观上造成了自身主力部队的分兵。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当他在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后，仍然没有顾得上去招袁宗第回来，因为北京沿线败的太快，导致了顺军主力始终没有合兵。

当然对关外的女真人，李自成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前面提到了他三月十八日写给崇祯皇帝的信，里面就有：

“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

女真人自从明朝万历末年崛起，多年来已经成为明朝北方边境的最大威胁。从萨尔浒开始，到辽沈、松锦，每一仗都打的大明的江山震动。崇祯朝以来，崇祯皇帝更是多次从陕西等地抽调官兵去关外对抗女真人，这给了李自成喘息之机，女真人和闯部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这也很难让人相信李自成对关外一无所知，所以现在认为他对女真人的威胁视而不见是不客观的。

那么李自成究竟对女真人的态度是什么样呢？我认为主要就是两个字——轻敌。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这一年的上一年，即1643年，这年9月皇太极暴毙。而1643年正是李自成杀死孙传庭占据陕西全省的时候，这时的他意气风发，明朝最后的野战力量被全歼，放眼天下，谁是敌手。而且我相信，李自成自有其情报系统，当他在陕西准备下一步的进军计划时，一定也收到了皇太极的死讯。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在一代雄主死后都出现了兄弟子侄争位而引起的内乱，李自成即是基于此认为北方女真人就此陷入内乱，因此也就不足为虑了。

皇太极

遗憾的是，皇太极时代的女真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了，而多尔衮在军事上的战略眼光更是可以和皇太极不相上下。历史在17世纪30年代对女真人格外的青睐，努尔哈赤死后已经明显出现颓态的女真部落接连拥有了两届极为高明的领导班子，迅速从渔猎奴隶制部落转变成封建王朝。在这一点上，不光是李自成，可以说全天下的人都低估了这个梳金钱鼠尾穿四面开衩衣服的民族。

既然轻敌，就可以理解李自成在进入北京之后命刚刚投降的马科和黎田玉率领一万人南下四川，为进攻南明统一全国做准备。同时在劝降山海关总兵高第、辽东总兵吴三桂之后，仅仅是派了前不久刚刚在居庸关投降的蓟镇总兵唐通带着原来的八千人马过去换防。

换防这一点也是因为李自成分兵严重，从西安到北京，沿途的重镇都留下老营将领去镇守，到了此时已经没有多少嫡系了，只得依靠降将。

这可以看作是李自成的第一条重大战略失误，战略思想不统一，没有集中优势兵力。雄狮搏兔，尚且拼尽全力，何况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呢？

前面提到的在北京“追饷”，导致自身统治的不稳。这是李自成的政治上的失策，而且也影响了战略上的安排。“追饷”造成的民心尽失，给李自成带来了难以预估的严重影响。

北京城是大明朝的国都，从永乐十九年（1421年）起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223年时间经过多次修缮，拥有外城、内城、箭楼、马道、炮台和完整的护城河等一系列防御设施。李自成经过山海关大败，10万人马损失一半，但陆续回来的溃兵应该不下万人，这些人虽然士气低下，可是守城并没有太大影响，再加上北京城内百姓，《明史》记载，万历末年京师有户18万，口83万，经过崇祯年的一些天灾和战乱，北京的人口应该有至少60万人，壮年男丁也有10万余，这样的大城，如果上下一心，严防死守，于谦做过的事情李自成也应该可以做到。而清廷那边已经是全族出动了，满打满算才10万人，10万人去攻6万守军加60万居民的大城，不说肯定打不下，但被攻克的概率极小，而守住北京带来的政治影响则深远的多。

明京城示意图

可惜李自成就是因为“追饷”而失去了群众基础。当时北京所有原明朝官僚都在被打击的范畴之内，他们说：“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矣。”慑于兵威，暗中“人人饮恨，未及发也”。

“闯残杀太甚，万难成事。”

——《甲申传信录》

没有充分认识到北京作为明国都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因为政治失策而造成客观上失去死守北京的可能，造成了李自成的战略上的被动与失势，这是他的第二条重大战略失误。

李自成退出北京后，于五月初八在庆都、五月初十在真定两次被清军追杀，损失万余人，大将谷英被杀。李自成在京畿已没有立足之处，从井陉关退入山西。

之后清军退回北京准备研究下一步的方案，此时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无论是清廷，还是南明和李自成，都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保持诡异的安静。可是李自成没有抓住这个时机，他没有坐镇太原，没有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进入山西，将山西打造成对抗清军的第一道防线。反而却同刘宗敏等高级文官武将率领主力继续西撤，于六月初渡过黄河，返回西安。

在清军占据京畿之后，山西已经成为和清军接壤的前沿阵地。李自成没有利用山西的地形，用主力部队来确保山西的安全。而是仅在重镇留下降将守卫，由少数嫡系将领统领成军团。这些军团缺乏有威信的将领统一指挥，而且以降将居多，在军心不稳时期是非常危险的。

果然，五月二十日，姜瓖反叛，八月初六，唐通反叛。这些反叛，开始都是以归附明朝为口号的，可随着多尔衮的招降，他们全都成了清朝的臣子。

这里说一下姜瓖的反叛，他是在五月二十日杀掉顺军嫡系张天琳，宣布归顺明朝的。而那个时候李自成正在太原，他没有迅速的处理姜瓖的反叛，反而是继续西撤。随着姜瓖和唐通的反叛，整个山西就成为清朝的领土了。

分析李自成为什么会那么义无反顾的撤回西安，我认为原因在于他山海关失败后，山东、直隶等地原先投降他的地区纷纷反叛，四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山海关失利的消息刚刚传来时，山东德州即发生反叛。李自成正是听到这些消息，才想回到一个稳固的大本营去整顿军心。

但是，李自成的问题在于，离开北京后退的不坚决，之后需要死守的时候又过于退缩。1644年五月初的两次被清军的追击其实毫无意义，除了损兵折将以外就是更会加剧治下的动荡。而当时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大踏步的后退，不给清军继续重创自己的机会。而到了山西之后，应当正确认识局势，把山西打造成第一道防线，对明朝投降将领此时更应该给予高官厚禄，或者安排自己嫡系去掌控部队。

而李自成在1644年五月这两点都没有做到，开始时又让敌手两次重创自己，之后过于畏敌收缩，让明朝降将一一投降清廷，从北京到西安沿途所有重镇的兵马、粮草、器械全部落入清军之手，让对方获得物资，形成对自己的紧逼。这是他的第三条重大战略失误。

面对清军的穷追猛打，李自成寄希望于打一场翻身仗。只要一战的胜利，就可以稳定军心，局势会有所好转。李自成计划1644年10月在陕北率主力刘宗敏部和李过、高一功部汇合夹击清军。如果这一仗打赢了，顺军必将乘势追击，那么整个黄河以北的局势也会改观。

遗憾的是，就像前面提到的三点重大战略失误一样，李自成在这场战役中也发生了严重的战略失误。顺军在怀庆发动了怀庆之战，虽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却改变了整个战略态势，最终导致了李自成的彻底覆灭和身死。

怀庆之战对李自成的影响

清军为什么对李自成穷追猛打呢？

1643年皇太极去世前，就曾对天下大势做出了正确的分析，他认为明朝必将灭亡，取而代之的则是李自成的农民军。在早一年的1642年，他下令阿巴泰伐明时如果遇到李自成的部队，一定不要挑衅，而要与之结好，谋求获利。1644年正月，当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后，多尔衮立即派人与李自成联系，相约一起伐明。但无论是皇太极的命令，还是多尔衮的书信，都没有得到李自成的回应。阿巴泰伐明时攻略山东，而当时李自成在河南，正准备向陕西进攻，双方并没有碰上；而多尔衮的书信送到陕西的时候，李自成大部已经迫近居庸关，正忙着进军，因此也就没有给出直接的回应。

在史籍中可以看到多尔衮写给李自成的信：

“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

严格说这封信写的不怎么样，一方面拔高了自己，另一方面又颇有点忽悠的意味。李自成的视而不见，让清廷认为是受到了忽视，从而才会对他不离不弃的打。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明朝是亡于李自成之手，那么对清廷来说，打败李自成就等同于也打败了南明。事实也确实如此，1644年五月至十月，以多尔衮为首的领兵诸王都群集在北京（郑亲王济尔哈朗原留守沈阳，九月才护送顺治帝来京）休息，只派了固山额真叶臣等人统兵进入山西与顺军作战。顺军西撤后，山东、河南的顺政权基本瓦解，随即出现归属问题。除了豫西仍在大顺政权控制下，其他一些农民起义色彩较浓的地方武装依然心向大顺以外，绝大多数地区的明朝官绅和土杰豪强在擒杀大顺政权委派的官员以后，以复明为旗号反叛，随即都被清廷一一收编。到了1644年十月，清廷实际占有了直隶、山西、山东和河南大部。

此时的多尔衮不再是那个刚刚进入北京的“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的暴发户了，十月，顺治皇帝正式在北京登基，随即多尔衮下令出动两路兵马，准备一举荡平南明和李自成。

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统兵取道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进攻陕北，得手后向南推进，摧毁以西安为中心的顺政权；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领南下，消灭弘光政权。

清政权分兵两路，准备一举荡平李自成和南明

当时的南明弘光政权完全是腐败不堪，但是多尔衮的这个西路军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阿济格西征时已经把宣府、大同两城的降兵尽调随征，“搜括无遗”，总兵力也只达到八万人。而顺军兵力收缩到陕西一带，以逸待劳，迎战阿济格一路兵马，胜负还是个未知数。当时李自成已经得到了清军将进犯陕北的情报，在陕北地区镇守延安的是李过，镇守榆林的是高一功，他们都是李自成的亲信，兵力相当可观。李自成计划在陕北打一个大胜仗，狠煞清军威风。因此，亲自率领大批精兵猛将由西安源源北上。

自成遣其部伪侯刘、贺、辜、高等来援。已而，自成亲至，率伪汝侯刘宗敏踞洛浃旬。

——《洛川县志》

1644年十一月局势图

这份材料说明，在1644年秋天，李自成统领西安地区的顺军主力取道同州、白水，一直进到洛川，离延安已经不远了。如果清方战略计划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李自成、刘宗敏指挥大顺军主力和李过、高一功部陕北驻军同阿济格部清军决战。这样以有心攻无备，面对阿济格那个头脑发热的不太正常的家伙，这一仗是有很大可能性打赢的，而且打赢之后就是逆推华北，局面大可不一样。

然而，驻守山西平阳和河南西部的顺军突然向怀庆地区发动反攻。这次进攻，是在清廷出师以前部署的。怀庆之战是十月十二日开始，顺军连续攻克济源、孟县，清怀庆总兵金玉和领兵出战，在柏香镇几乎全军覆没，金玉和与副将常鼎、参将陈国才等均被杀。顺军乘胜进攻怀庆府治沁阳县，清卫辉总兵祖可法连夜带领军队进入沁阳固守待援。

消息传到北京，多尔衮大为震惊。在这个关键时刻清廷改变了多铎部的进军方向，由南下转为西进，先解沁阳之围，然后进攻潼关，打开入陕门户，同阿济格部清军南北合击顺军。

《洛川县志》记载，李自成、刘宗敏统领大军北上，走到洛川时忽然停留了整整10天，这个诡异的停留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已经得到多铎向潼关推进的消息。在北面和东面都出现敌军的情况下，李自成立刻陷于左右为难的被动地位，他只好顿兵不进，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哪边吃紧救援那边。

顺军发动的怀庆战役虽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却改变了整个战略态势，把两路清军主力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了。

多铎、孔有德、耿仲明解了怀庆之围，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推进到潼关，李自成只好驰援潼关。1645年正月十一日潼关激战，而阿济格也进入陕北，他留姜瓖攻打李过和高一功，自己带着部队奇袭西安。顺军的全部主力都在潼关与多铎交战，西安的防守非常薄弱，一旦被攻破，所有将士的家眷和重要物资都将失去。

两难之际，李自成被迫做出决定，放弃陕西，退往湖广，准备从昔日手下败将左良玉处寻找转机。然而此时的局势已经不是1644年年初时他派袁宗第南下时的局势了。

1645年正月十二日潼关破，正月十八日西安破。

李自成带领原来驻防在西安的主力南下，包括刘宗敏、田见秀、刘芳亮、袁宗第、张鼐等大将，以及牛金星和宋献策等人，还有包括皇后高氏在内的眷属，兵员约为十三万。由于多铎、阿济格两路迫近西安，李自成没有时间统合所有兵马。他这一路称为东路军，计划由陕西商洛经河南到达湖北襄阳，会合驻守当地的白旺部继续东下武昌等地。西路军是原防守陕北的李过、高一功部在清军占领西安以后无法直接南撤，而向西转移会合其他驻守西北的顺军取道陕西汉中南入四川，然后顺江到达湖北荆州地区。

其中西路军先由西进入宁夏，然后会同在甘肃、青海的顺军，期间经历的反叛与围堵，经过四川进入湖北，在1645年夏天抵达荆州地区。李过、高一功从潼关大战之后就再也没见过李自成，他们后来接受何腾蛟的招抚，成为南明后期抗清的主力。

而李自成亲帅的东路军，沿途被阿济格，沿途交手七八次。到了1645年三月下旬到达襄阳府，他下令将原先驻扎在襄阳、德安、承天、荆州四府的7万人马全部带走，准备顺江攻取南京。但是，顺军此时实际上只掌控着这四府，这是唯一的后方基地了，如果没有军队守卫，很容易出现反叛的局面，而此时再发生反叛，则顺军再无根据地。事实果然如此，尾随而来的阿济格一一接收襄阳四府，到了1645年春天，李自成又变成了1642年以前的流寇局面了，这是李自成这一生中最后一次战略失误。

左良玉三月二十三日放火焚毁武昌，随后离开。李自成军进入武昌，阿济格赶到。武昌城被烧很难组织防御。李自成被迫撤出武昌，而这个时候没有根据地的恶果显现了，全军士气低下，缺乏后勤保障，军队既要就地取食，又要分兵保护家眷。四月下旬，阿济格军在距离九江四十里处攻破李自成老营，刘宗敏、宋献策、李自成的两位叔叔以及大批家眷被俘，随即牛金星悄然离开，投奔清军。刘宗敏和李自成的两位叔叔当场被斩首，宋献策投降。李自成军士气极为低落，准备的船只全被缴获，而多铎的兵锋也已经触到南京的外围，原有的计划不得不放弃，准备进入湖南。

1645年五月初四，李自成带少数侍卫至九宫山下查看道路，被当地地主武装袭击，混乱中被杀死，此时距离他信心十足的东进灭明却遇到第一个战略失误，仅仅过了一年零两个月。

李自成的东路军路线

李自成死后，东路军的部将终于和西路军汇合，整编成“忠贞营”，是整个南明抗清史中最让人动容的一批人，他们所在的“夔东十三家”，为了昔年致力颠覆的大明朝战斗到最后一刻，李过的侄子李来亨，坚持抵抗到1664年，在永历皇帝死、李定国死、郑成功死的局面下坚持到了最后，随后全家自杀，那时已经是康熙三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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