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家族的沉沦历程令人深感痛惜，这是一个不堪启齿的真相。在上个世纪初，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愤怒的洪水一波接一波地席卷，鲁迅家族也难逃其中的沉沦。由于家族成员的身份和思想观点，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困扰，历经折磨与磨难。然而，正是在这种痛苦的环境中，鲁迅家族走出了沉沦，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璀璨明珠，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以其锐利的笔锋和深刻的社会洞察力，被誉为文学界的巨匠。然而，这位文学巨人的成长之路，却是从一个显赫的家族衰败中走来。

鲁迅先生，原名周树人，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颇有权势的家族。

他的祖父周福清，曾是清代的官员，家中有良田百亩，富甲一方。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这个家族一夜之间陷入了困境。

这场所谓的“变故”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周福清因为何种重大的过失，最终导致了家族的衰败呢？

童年的鲁迅见证了家族的兴衰变迁，这段经历，对鲁迅先生的一生影响深远。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多次提及家族的败落，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巨变。在《呐喊》中的一段文字，鲁迅先生这样写道：

“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

鲁迅先生在家族的族谱上名为“周樟寿”，而周家则是一个拥有移民背景的家族。凭借历代祖先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奋斗，他们曾经积累起了惊人的财富。在周氏家族的族谱《恒训》中，有这样的记载：

“予族，至明万历时，家已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中，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馀所，称大族焉。”

哎呀呀，你瞧瞧，他们家光土地就有上万亩，再加上那十几家当铺，“大族”这个称号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是顶级富豪的级别。

面对祖先们一代又一代努力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周福清这位有着远大志向的后代，自然是想让家族更加兴旺发达，不断攀登高峰。

周福清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强烈进取心的人。在他掌管周氏家族时，家族的实力依然雄厚，实力不减当年。

然而，建立在土地、当铺等财富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中，财富堆积如山，社会地位也不是最高的，唯有“士”才能位列社会顶层。“贫不与富争，富不与官斗”，“入仕”才能更加显赫。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更是无法改变的民族文化，从汉朝时代开始，这种观念就一直没有动摇过。随着朝代的更迭，这种传统反而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而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为天下所有读书人打开了一扇通往功名的大门。

周福清在青涩的少年时期就埋头苦读，立志要出人头地。他心中暗自发誓，一定要通过科举考试，夺得功名，谋得一份官职，以此来提升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

在同治十年，他科举高中，成为了三甲第15名，被皇帝亲自选中，进入翰林院继续深造，那一年，周福清33岁，他的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人生充满了无限可能。

在翰林院的深邃夜晚，周福清无数次地幻想着“加官进爵”的辉煌，渴望着“飞黄腾达”。然而“理想丰满，现实骨感”这句俗语在周福清的身上得到了最贴切，以至于三年后，当他被派往江西金溪县担任知县时，他的心情跌入了谷底，失望至极。

作为一方的父母官，在自己的地盘上，无人能及，远离皇帝的视线，得以自己逍遥自在，无人打扰：“宁为知县，不为军机。”就该知足了。

他却觉得自己像是“高开低走”的典型，身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高素质人才，却仅被赋予了一个七品小官的职位，这就像是“用高射炮打蚊子”——是大材小用。

怀着这种深深的失望，周福清踏上了赴任之路，自然在职位上不再有那种积极向上的志向，整日里怨声载道。人啊，当内心的怨气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像被过度充气的球一样，“嘭”的一声爆裂，将自己炸得支离破碎。

担任官职，自然少不了应酬来去，作为知县，也难免要和大家进行一定的交流。

嘿嘿，但我们的周知县是“眼高于顶”。他的一些上司和同僚并非通过科举获得职位，有的凭借军功，有的依靠家族先辈的庇荫才登上高位。这些人都需在日常工作中相互面对，彼此尊重本是应有之义，至少表面上应该保持和谐。然而，周福清内心深处对他们不屑一顾，这样自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许多冲突和矛盾。

有一次，周福清向上官李文敏述职，他对这位江西巡抚并不满意，因此在述职过程中，当谈及某件政事时，他变得越发激动和生气，对李文敏进行了指责，甚至冒出一句“皇上算什么东西！”

"哎呀，我的天哪！"李文敏既气愤又惊恐，急忙将周福清赶出府门，心中暗想：此人是个灾星，只会惹麻烦，绝对不能姑息。

对于李文敏的行为，我们不能说他心胸狭窄，更不能说他是小题大做。那句"皇上算什么东西"的话，放在今天不过是玩笑话，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大逆不道！

因为得罪了上官，周福清的官场生涯也就此终结。

三年一度官员评估尚未来临，然而他却因被上级指责“处理事务糊涂”而遭到弹劾，导致他的官职被撤销，并被遣返回乡。

竟然没有任何一个同事站出来为他辩解，以减轻他的“罪行”，这表明他已经将所有人都得罪了。

既然已经失去了七品官职，那么安安分分地做一个普通农夫也不错，毕竟周家并不担心日常生活的开销，而且家中还拥有大量财富，只要妥善管理，足够家族几代人享用不尽。

然而，周福清的野心并未因失意而消减，他的决心依旧坚定，仍旧渴望成为一名官员。

对于他而言，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已经不通，于是他转向了“捐官”这条路，清朝的法律中是得到认可的，尽管通常只能捐得七品虚衔，没有实际权力，例如“内阁中书”，一个在军机处负责抄写文书的七品官员。这类小京官的职位并不经常有空缺，需要等待时机。周福清花费了七年时间，不断变卖家产，东拼西凑地捐款，最终又得以穿上官袍，重获官员的身份。

周福清为了获得这个微不足道的官职付出了巨大的财富，但这一次，他确实是想要大干一场，他立誓要控制好自己的嘴巴。

然而，计划不如变化快，仅半年后，他就收到了家里的急信，告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周福清急忙赶回家中处理丧事，紧接着，他将面临长达三年的守孝期。

周福清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官职很可能保不住，这个官职本身就是通过捐官获得的，本就不稳固。守孝期结束后，原来的上司可能已经更换，周围的环境也会发生变化，再想回到工作岗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回顾自己多年来的努力，周福清感到悲伤，他认为自己的命运多舛，总是遭遇逆境，有志难伸，有愿难遂。

由于自己的折腾，家族的田地减少，财富缩水，家族的实力受到了重创，整个家族都充斥着奢侈浪费的风气，他们只知享受，却缺乏进取心。

周福清原本希望长子周伯宜能够支撑起家，但周伯宜在考中秀才后，多次参加科举都未能成功，身体状况也出现了问题。

“家族的出路在哪里？”周福清陷入了痛苦之中，如何扭转局面？

正当周福清迷茫之际，当地有影响力的“马、顾、陈、孙、张”五大家族前来拜访，对他极尽奉承，乡里乡亲一直对周福清很尊敬，尽管他对自己的“小京官”职位不满意，但大家还是认为无论京官职位大小，但荣耀自在其中，所以十里八乡的大事小情，乡亲们经常找他来主持解决。

这次，五大家族来找周福清，他以为又是乡里乡事需要解决，便欣然接受了邀请。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说出了邀请的目的，原来，这一年朝廷开设了“恩科”选拔士子，对于学子们来说本是好事，但应考的学子众多，江西一地就有超过15000名学子参加，而录取名额却只有区区100名。

“马、顾、陈、孙、张”五家都有准备参加考试的学子，但他们的学习成绩都不理想，他们来找周福清，他们知道周福清与主考这次江西省“恩科”的是京官殷如璋有交情，五家愿意每户出二千两银洋，希望通过贿赂来通过考试。

五家人说明来意后，周福清先是震惊，他们竟然想要自己去找殷如璋，通过不正当手段来作弊。如果事情败露，自己将彻底完蛋，不仅未来无法再进入仕途，连已取得的功名也将化为乌有。

但是，如果拒绝五大家族的请求，驳了他们的面子，将来可能不再好与他们打交道。而且，如果这次贿赂成功，自己的儿子周伯宜也许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功名，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周福清最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既然已经决定要作弊，并且资金也已经准备妥当，那么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接近主考官。

周福清与众人商议了许久，最终决定先派人前往京城，详细打探殷如璋的出发日期。只要确定了这一点，接下来的计划就好制定了。

不久后，京城传来了殷如璋具体的离京时间。周福清又与五家当家人一起详细策划了具体细节。根据清朝的法律规定，主考官前往地方主持乡试必须在五天内到达。殷如璋肯定会选择水路，从水路到杭州（本次乡试的地点）只需要三天的时间，而他肯定会选择在阊门码头下船。

虽然《大清律》规定主考官不能单独行动，必须与副主考一同出行，并且一路上必须吃住在一起，但是根据惯例，正副主考官通常会乘坐两艘不同的船只，这样一来，就有机会接近殷如璋。

周福清在京城时与殷如璋有一定的交情，他认为只要写一封信，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就可以顺利办成这件事。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周福清在信中直接表明了目的：“马、顾、陈、孙、张又小儿，均用宸忠茂育字样；凭票发洋银一万元。”

在写完这封含有银票的催命信后，周福祥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亲自去送信，也没有找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去送信，而是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新来的仆人陶阿顺。

他选择陶阿顺去完成这个任务的理由是“此人老实”，然而“老实人”往往容易坏事。

陶阿顺按照周福清的安排，在指定的时间守候在阊门码头，并根据事先得到的信息，找到了殷如璋的船只。他找到守卫的兵丁，费尽口舌，终于将信递给了殷如璋。

不巧的是，此时船上的主考官殷如璋正在用餐后品茗，而副主考周锡恩也在同一艘船上。信件到了殷如璋手中，他只是随意地看了一眼，然后放在桌上，没有拆开。

副主考周锡恩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官员，他立刻察觉到这是有人想要贿赂殷如璋。他故意拖延时间，不让殷如璋拆开信件。他东拉西扯，与殷如璋谈论各种话题，从天文地理到历史政治，再到乡土民情，大小事情都谈到了。这一通“胡扯”让时间过得飞快。

殷如璋心里非常焦急，希望周锡恩能早点离开，但是时间过得越久越难熬。此时，送信的陶阿顺还在船外等待着。

陶阿顺从午饭过后一直等到傍晚，仍然不见殷如璋出来，也没有任何守卫的兵丁给他传递任何消息。

这个老实人变得焦虑不安，他担心这样回去后，无法证明自己已经将信和银票送达，周福清可能会不相信他。他越想越害怕，最终失去理智，朝着殷如璋的船只大声喊叫：

“你们这些当官的，胃口可真大，一万元银洋可不是小数目，怎么收了连句回话都没有哇。”

听到这话，殷如璋和周锡恩都大吃一惊。殷如璋立刻将放在桌上的信件交给了周锡恩，请兄台查看，这封信我还没有拆开。

为了尽快摆脱干系，他立即命令守卫的兵丁将陶阿顺逮捕，并送往苏州府。整个过程中引起了很大的骚动。

码头上闹哄哄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城内。此时的周福清正在一家客栈等待消息，一听到大家说码头上有兵丁在抓贿赂的人，周福清吓得立刻逃跑。他没有回家，而是选择逃往上海，希望远离风波。

陶阿顺被带到苏州知府，还没等知府费心审理，他就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苏州知府听完他的供述，只是表面上对他进行了一些判决，称他为“精神异常”，扰乱了公共秩序，并判处了重刑。

周福清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为什么呢？原来这位苏州知府已经在官场上沉浮了十多年，对于这种“贿考”、“通关节”的事情，在他看来并不算什么大问题，何必劳神去抓捕和判决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他并没有打算对周福清采取行动。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这边苏州知府已经准备结案，而远在上海的周福清却一无所知，他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自己真的会被抓进去。经过几天的焦虑，他又想出了一个自认为聪明的办法：去找陈秋舫，这是他的远房亲戚，正好在苏州知府那里做师爷。

在清朝，师爷的影响力很大，他们不仅能给官员出谋划策，还往往能左右官员对案件的裁决。

周福清亲自带着礼物去找陈秋舫，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他，并恳求陈秋舫帮忙说几句好话，看能否把这件事抹平。

周福清万万没想到，这个举动彻底葬送了自己。原来陈秋舫结婚后，曾经在丈母娘家借住了一段时间，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有点乐不思蜀的样子。而作为有抱负的青年，周福清对陈秋舫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曾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躲在布裙之下，陈秋舫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何时才能出来？”

这话十分刻薄，陈秋舫住在哪里是他自己的事，人家老丈母娘都没说什么，周福清何必多管闲事呢？

陈秋舫听到这些话后，心里非常不痛快，从此对周福清怀恨在心。而周福清则在发泄完不满后，就把这件事忘了。

陈秋舫一直在等待机会报复周福清，而这时周福清却自己送上门来，陈秋舫怎么可能错过这个机会呢？

他收下了礼物，假装答应帮助周福清解决这件事，却暗中开始设置障碍。

他对苏州知府说，“此案的案犯属于浙江府的管辖，应该将案子发回浙江府重审。”然后他又添油加醋地讲述了一系列利害关系，吓得苏州知府出了一身冷汗，连忙把案子发给浙江知府重新审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此后，周家变卖家产，试图打通关节，但最终一无所获。

周福清被关进大牢，判处“斩监候”。这是一种令人焦虑的刑罚，因为你不知道死刑命令何时会下来。周家上下都不愿意看到周福清被处决，所以不停地送财物试图打通关系。直到8年后，也就是光绪28年，周福清才被释放。

近十年的牢狱之灾，让周福清的身体状况恶化。当他回到家中时，看到家业的破败景象，与过去相比，周家的境况一年不如一年，最终变得一贫如洗。他的心情非常沮丧，仅三年后，周福清就去世了。

周家后人无力维持这个破败的“大户门面”，只能变卖剩余的祖产，各自为生。鲁迅则随母亲搬到乡下农村，借住在外婆家。

“周福清贿考案”成为周氏家族命运的转折点。周福清一步错，步步错，最终断送了家业，也让十三岁的孙子周樟寿（鲁迅先生）早早地看清了人间的百态，世态炎凉。就像写出巨著《红楼梦》的曹雪芹，从公子少爷跌落民间，成为平民少年，他们才真正了解到了人间的真相。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呐喊》自序鲁迅语

家族的败落，对于鲁迅先生来说，既是一次灾难，也是一次机遇。它让他从云端跌落凡尘，体验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更激发了他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他并没有沉溺于过去的辉煌，反而是在逆境中觉醒，用笔作为武器，揭露社会的黑暗，唤醒民众的意识。鲁迅先生的文学成就，正是他在家族败落之后的自我救赎。他的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不仅在文学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更在精神上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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